城中投资杜义德：开国中将，王近山的黄金搭档，打造刘邓劲旅钢铁6纵，刘伯承赞誉其才兼文武

文/苏振兰夏明星城中投资

名将，顾名思义，首先是指知名度很高的将领；此外，名将还必须是在军事上有建树的将军。难得的是，杜义德就是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，又在军事上颇有建树的将军……

一、从鄂豫皖到祁连山，杜义德几乎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的所有重大战役战斗

1912年5月，杜义德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木兰山区一个贫农家庭。由于家境贫困，他只读了8个月私塾，早年生活艰辛：给地主放过牛，跟哥哥打过工，到武汉当过学徒。1927年春，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之时，他回家乡参加了农民赤卫队，拿起武器保卫农民革命的果实。

1929年，又是春暖花开时，这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，杜义德和家乡的100多个赤卫队员一起参加了红军，被编入红11军第31师第四大队，担任宣传队长。从此，能说会道的杜义德，每天就带着战士们翻山越岭，到周边的村子里去进行宣传，为红军筹集给养。当遭遇下乡“清剿”红军的少量国民党军时，他就带着战友们狠狠地“敲”它一下。从小在山区长大，走惯了夜路的杜义德被战友们称作“夜老虎”，他摸着树皮的厚薄就能辨别南北。领教过杜义德厉害的敌军，称他为“尖黄陂”。

1931年底，杜义德已成为红四方面军主力红4军第10师第30团第3营营长，成为中层指挥员。在残酷的斗争中，凡受领作战任务，杜义德“坚决”两字不离口，或曰：“坚决执行命令”；或曰：“坚决完成任务”；或曰：“坚决克服困难”；或曰：“坚决消灭敌人”。这么一来二去，他就有了“杜坚决”的绰号。在战火的熏陶中，杜义德很快成长为红4军第10师第29团政委。

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带兵有道，治军有方，反复指出练兵的内容：一练胆量，二练技术，三练战术，四练行军，五练作风。在他的严格要求和培养下，杜义德所部形成了“狠、硬、快、猛、活”的战斗作风，在战场上显示了强大的威力。

1936年春，24岁的杜义德升任红30军第89师政委，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后起之秀，但仍然难改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秉性。一次，他看着部队久攻敌城不下，一着急跳出战壕带头往前冲，不料，敌人一颗子弹把他“送”进了医院。这次之后，杜义德调整到红31军第91师担任政委。临别之际，他还传出一则轶事……

红30军军长余天云对杜义德说：“你要去31军了，得把30军的枪留下。”杜义德心里很清楚：余天云是看上自己那支20响快慢机驳壳枪了。

与枪杆子为伍多年，杜义德怎么可能把自己用惯了的宝贝交出去，他气呼呼地说：“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，凭什么交给你？”

余天云说：“枪是30军的，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！”这一较劲儿，杜义德也火了：“这枪是红军的枪，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？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！”最终，在张国焘的压力下，他的枪还是被余天云强讨去了。据说，毛泽东曾点评过此事：“杜义德不交枪，这是对的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枪杆子里面也出路线，把枪随随便便交给错误路线，那是会犯错误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义德同志是有斗争的！”

◆杜义德（左起）、傅钟、莫文骅、罗荣桓、刘亚楼、谭政在延安。

1936年10月下旬，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第四局局长的杜义德，随西路军（徐向前任总指挥）西渡黄河，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西征任务。次年1月28日，西路军实力消耗过半，杜义德临危受命，兼任只有400余人马的骑兵师师长，以大刀、刺刀、长矛为武器，与西北马家军对抗。3月中旬，西路军最终失败，剩余部队编成左右两个支队行动，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一起被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，艰难地向陕北方向转移。

1937年6月，农历端午节前后，杜义德一行人靠着吃草根、喝雪水、沿途乞讨，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并顺利地过了河，遇到了红军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“援西军”。

杜义德回到延安后，在抗大学习了2年多，系统学习了毛泽东的军事、政治路线，军政水平大见提高。1939年9月初，毛泽东发话：让杜义德到八路军129师（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）工作。杜义德如同猛虎出笼，从延安抗大来到抗日前线，就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干一场。

◆129师司令部旧址。

129师政委邓小平找他谈话：组织上决定，你到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。刘师长虽然兼任校长，但因忙于前线指挥，无暇过问学校事宜，因此决定你全权负责。

杜义德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，马上表示：“组织上决定了，我去试一试。不过，请师长、政委放心，我一定坚决努力工作。”

刘伯承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邓小平卷起一支烟，缓缓地吸了一口，幽默地说：“不愧是‘杜坚决’啊！”

就这样城中投资，杜义德全身心地投入到随营学校的工作之中。

随营学校学员来自129师各部队，大都是从前线来的，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。当时，正在开办第7期，共招生2100人，“2000多人初到学校，什么样的想法都有，思想比较复杂，如认为进学校学习不如在前线打仗光荣等。”（杜义德语）

对于杜义德来说，上前线打仗他驾轻就熟，而办学校却是头一回。不过，他是个有心人，很快就摸索出一套办学方法。主持129师随营学校，是杜义德在抗日战场的“练兵”，是他抗战生涯的重要一笔，当年他的学生称他是“一二九师人才作坊的老板”。

二、作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，杜义德在冀南大地的“演武”战绩非凡

1940年秋天，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全面进攻，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。这个时候，刘邓首长派杜义德前往冀南地区，担任129师新4旅副旅长。他到职后立即投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，率部破击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段公路，并消灭了沿路和沿线的许多日伪军。

1941年5月，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，次年3月又兼任冀南区二地委书记，全面领导分区的抗日斗争。也许是日军想挑战一下初来乍到的杜义德，他们对第二军分区下手了。1942年4月29日凌晨1时多，情报人员报告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。上午10时左右，军分区机关和区党委、行署机关及各部队被敌人压缩到十二里庄一带，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这就是鬼子蓄谋已久的“4·29铁壁大合围”。为了这次“大合围”，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，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，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，第二军分区更是进攻重点。就在最危险的关头，狂风大作尘沙飞扬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，刮得天昏地暗，能见度不出十步。敌人无法出击，只能在碉堡里胡乱地向外开枪。由于天气帮忙，杜义德率部队成功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。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。在马头镇，部队再次遇到敌人合击，一颗炮弹落在杜义德坐骑边。杜义德反应很快，从马背上一跃而下，战马被炮弹击中，一块弹片扎进杜义德的左大腿内侧，他咬牙拔出弹片，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，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包扎。

◆烈士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徐向前的题词“四·二九反扫荡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”。

为了节省有限的弹药，眼看着日军越来越近，杜义德一声令下率先端起刺刀，跃到鬼子面前，大吼一声，刺向鬼子的胸口。随即，他从毙命的鬼子身上撕下一块布，缠紧身上的伤口，又扑向下一个敌人……在他的带动下，部队硬生生地冲出一道缺口，成功转移。

1942年，包括第二军分区在内的冀南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500余次，平均每天7次；1943年2月，28天共进行战斗270余次，平均每天9次。战争的残酷和惨烈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冀南地处平原，缺少游击战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。“青纱帐”未起或已落的季节，部队开展行动就更加困难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杜义德回忆说，“甚至只要能够保存自己就是一种巨大的胜利”。

1943年起，冀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，先是大旱8个月，接着又是蝗虫灾害。这时，日军加紧对八路军冀南军区的进攻。第二军分区的斗争，自然也陷入困难局面。“局势对我方十分不利，但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。”“一方面机关精简整编、发展生产，另一方面更加灵活地与敌人斗争。”（杜义德语）杜义德领导第二军分区组织了7个武工队，共63人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他们的活动马上就起到了作用。

夜晚，武工队靠近敌人碉堡后，把宣传品和标语扔进去，还让已经投诚的伪军编成组喊话，利用认识的老乡或同学做工作，瓦解伪军工作成效明显。武工队还在伪军中建立了“耳目”，日军一旦准备“扫荡”，第二军分区就能及时得到消息。军分区部队经过敌人据点的时候，就有伪军中的“耳目”放行。一次，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在日军的突袭中受伤被捕，立即有“耳目”通报李定灼被关押的据点。杜义德听说后组织武工队营救，伪军中的“耳目”做通了看守的工作，合力救出了李定灼。

对于顽固不化的汉奸，杜义德指示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。结果，武工队摧毁了第二军分区内绝大部分敌伪大乡组织，破获了隆平县（今属隆尧县）全县的特务网，击毙特务汉奸29人，甚至把巨鹿县城的大特务、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也干掉了。这一来，有力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。

瓦解伪军的同时，甚至日军也有被瓦解的。杜义德回忆说:“这一时期，日军向我投诚2人，逃亡24人，自杀9人。八路军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村庄。日寇逐渐龟缩至大的据点中。”

1945年春天，杜义德吹响了第二军分区对日反攻号角：5月初，率部连克南宫、新河两县城；6月，配合冀中军区发起子牙河战役，攻克日军据点多处；至8月底，解放了冀南大片的土地和人民。作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，杜义德在冀南大地的“演武”战绩非凡，并锻炼了独当一面的领导能力。

三、联合指挥定陶战役攻坚，让毛泽东感到“甚好甚慰”，并将其列为“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”的典范

1945年10月，中央军委决定，以太行六分区机关及直属队等部为基本力量，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，任命王近山为纵队司令员，杜义德为纵队政委。不到1年，第6纵队“主演”的一场大战，就让毛泽东在10天时间里连续发出3份电报、指示，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予以嘉勉——1946年9月7日电报，“庆祝你们歼灭第3师的大胜利，望传令全军嘉奖”；9月8日电报，歼灭国民党军第3师的战果，“甚好甚慰”；9月16日发出指示《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》，将歼灭第3师列为“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”的典范。这个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带来盛誉的“歼灭第3师的大胜利”，就是以第6纵队担当主攻的定陶战役。在江泽民题写书名的《杜义德文集》中，杜义德本人评价定陶战役说：“这是一次漂亮的速决战、歼灭战。”

1946年夏天，国民党军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共纠结了30万人马，兵分东西两路挤压过来，而晋冀鲁豫野战军只有5万余人，双方兵力对比是6：1。是退回太行山，还是坚持在鲁西南战斗，摆在刘邓大军前面的路只有两条。刘伯承、邓小平召集手下战将开会，这是一次艰难抉择的会议。

邓小平走到地图前说：“我考虑有两个方案，一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，将我主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，尔后再寻机南下歼敌。这个方案，从我们这个局部情况考虑，是比较有利的。但是，这样一来，势必增加对陈毅、李先念部的压力，对全局不利。二是，我们咬咬牙关，再打一仗。这样，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一些，但陈毅、李先念他们那边就轻松多了！我的意见是以第二个方案为好。”

◆杜义德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刘伯承、陈毅等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合影。

刘伯承一笑，幽默地说：“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，送来一桌还不等我们吃完，又送来一桌城中投资，逼着我们吃。来而不往非礼嘛，既然送来了，我们就放开肚子吃吧！”

然而，会议气氛却十分反常。除了两位首长一唱一和外，参加会议的各纵队司令员、政委都沉默不语，一声不吭。

邓小平扫视了一遍各纵队司令员、政委后，说：“如果不打，我们回太行山去！”

刘伯承不再幽默，而是严肃地接过邓小平的话题：“回太行山，敌人还允许不允许我们回去呢？”

各纵队司令员、政委们，有的抽烟，有的低着头。他们确实不好表态，兵力悬殊太大了！刘邓大军只有5万人，可敌人压过来的足足有30万人啊！

这时，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打破了僵局，他霍地站了起来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我主张打！我和杜政委商量过了，我们纵队打，我们6纵，比起2纵、3纵、7纵来，是个年轻的纵队，拿我们去和敌人拼，是值得的！只要主力纵队能保存下来，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，就能取得最后胜利，因此，就拿我们去拼吧！”

王近山继续亢奋地说道：“我们先打，如果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，我当旅长，老杜当旅政委；打剩一个团，我当团长，老杜当团政委；打剩一个连，我当连长，老杜当指导员。全纵队打光了，对得起党，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们！”

全场肃然。这时，坐在王近山身边的杜义德站了起来，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。杜义德没有说话，他无需说话，只要紧紧地站在王近山身边，就足够了！一对主官能够站在一起，是多么重要啊！

邓小平激动地手往前一指，说：“我支持你，你打！”

“政委说了算，你打！”刘伯承站起来，走到地图前，指着地图说出了他对这次大战的构想：“西路之敌，数量虽多于东路，但多为杂牌军，只有赵锡田的整编第3师是唯一嫡系。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，与刘峙有师生之谊，所率整编第3师号称‘能攻善守，所向披靡’。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歼灭，其他几个师都不会拼死救援。这必将沉重打击敌军的士气和战斗决心，粉碎敌人的攻势。”显然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的想法是，运动歼敌，“不打最弱的，捡最痛的打”。会上，刘邓决定，由王近山、杜义德联合指挥战役攻坚。

这样，从1946年8月23日开始，赵锡田沿着王近山、杜义德的脚步，一路进攻，一路取胜，渐入佳境，直到9月3日晨被诱至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地区。这时，赵锡田还不知死活地狂妄吹嘘：“我3师乃总裁王牌之首，所向无敌。”

然而，美梦最酣的时候，陡然变成了恶梦。9月3日晚22时30分，信号弹划破了大杨湖的夜空，第6纵队以3至4倍于敌军的优势兵力发起了总攻。经过3天硬碰硬的血战，王近山、杜义德以全部预备队投入为代价，终于在大杨湖西南方向撕开一个缺口。这时，亲自赶到第6纵队指挥所坐镇指挥的刘伯承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这一下赵锡田站不住脚了，赶快咬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”7日，躲在汽车底下冒充“军械主任”的国民党中将赵锡田被生俘。战士们把他带到杜义德面前，杜义德笑着对他说：“前些天你一直追着想见我，现在得偿宿愿了吧。”定陶战役活捉赵锡田，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啃下蒋介石的王牌部队，王近山、杜义德名震全军。

四、全权负责第6纵队军政事宜，指挥强渡汝河之战让刘伯承赞不绝口

1947年6月底，在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，杜义德担负起第6纵队军政指挥职责。一次干部会议上，刘伯承表扬杜义德：“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，司令兼政委，才兼文武。”

身为一代战将，杜义德最大的特点是勇猛，善打硬仗恶仗、善擒劲敌悍敌。杜义德自信地说过：“刘邓大军中，最受欣赏的是我们6纵。再艰难的战斗，再强大的敌人，只要6纵出马，准能打下来。”那时候，邓小平常说：“6纵就是能打。”第6纵队得此盛名，也受到了敌人格外的“器重”和关注。千里跃进大别山期间，国民党一份被截获的电报这样说：“要找刘邓，就找6纵。”

在杜义德的记忆里，最艰难的一次行军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了。对于这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的大进军，邓小平曾经对杜义德说过：“我们庞大兵团脱离后方进攻作战，是不让蒋介石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，而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。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好似一根扁担，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，我们挑的担子愈重，对全局就愈有利。”

1947年6月底，为了以最大的勇气夺得渡河作战的胜利，肩负军政全责的杜义德再三嘱咐所辖16旅旅长尤太忠、18旅旅长肖永银：“争取偷渡黄河。偷渡不成，立即转入强渡。渡河后，如敌建制尚未打乱，应稳扎稳打，巩固滩头阵地；如敌建制已被打乱，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，迅速抓住敌人，予以各个歼灭。”

以后的作战过程，完全应验了杜义德的意见和部署。强渡黄河后，他们在盛夏雨季中通过陇海线，穿越黄泛区，又连续渡过涡河、沙河、洪河，前有阻敌，后有追兵，形势越来越艰难。8月23日，部队抵达汝河时，危急的战机已经一触即发。

在汝河对面，是蒋介石嫡系的整编第85师、第64旅；在杜义德的后面，紧跟着国民党10多个师的兵力，其中3个师已经逼近到25公里处。此刻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正随野战军指挥部与杜义德的第6纵队相伴而行。一向沉着少言的刘伯承以少有的坚决语气说：“狭路相逢勇者胜！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，打开一条通路。要勇、要猛！”

这是一名杰出军事家对“勇者”杜义德的期望和要求。此后，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这句至理名言，一直铭刻在杜义德的心里。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，杜义德当即传令部队轻装，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，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，部队端刺刀，准备血战。8月24日凌晨2时，18旅旅长肖永银率先带领部队渡河，部队排成四路纵队，手榴弹揭盖，端着刺刀攻击前进，打下一个村庄，又扑向另一个村庄，碰上敌人就打，打完又往前冲，迅速杀开一条血路。另一方面，16旅旅长尤太忠、政委张国传率部断后，掩护全军渡河。期间，尤太忠旅坚守大、小雷岗，血战一天，阵地多次失守，又多次被他们拼命夺回，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过桥，全旅伤亡了2000多人。

在杜义德部的掩护下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和野战军指挥所顺利渡过汝河，于8月24日下午到达彭店，刘伯承拍着杜义德的肩膀，高兴地说：“这一仗打得好！这一仗打得好！”

杜义德多次说过：“小平对我好啊！”其言之切，其情之真，令闻者难以忘怀。杜义德回忆，解放战争中某天，邓小平对杜义德说：“你打仗很勇敢，是一员战将。对于一个军人来说，勇敢是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，但打仗光勇敢还不行，还要讲究战术。”杜义德说：“小平此话既是批评，也是希望，我受用一辈子。”

1947年4月，在军阀孙殿英困守的汤阴城外，杜义德的部队将一个口号叫得震天响：“多流汗、少流血!”汤阴城被孙殿英吹嘘为“固若金汤”，城外遍布暗堡、壕沟、鹿砦、地雷，构成了多层次的坚固防御圈。杜义德考虑到强攻必然会造成很大伤亡，便决心集中力量挖交通沟和地道逼进敌人。在“多流汗、少流血”的口号激励下，战士们冒着敌人飞机、大炮的干扰，经过连续10昼夜的艰苦努力，挖出11000米的地道，构筑了118个地堡和53个炮阵地，一直将攻城的出发阵地推进到孙殿英的眼皮底下。艰苦的准备工作，换来攻城的顺利和轻松。4月30日黄昏，杜义德下令开始攻城，到5月2日拂晓，孙殿英便在出逃途中被活捉。此战，是杜义德率部攻克的第一个设防坚固的堡垒，邓小平有言：“杜义德讲究战术了。”

五、从淮海战役到抗美援朝，杜义德名声越打越响，具有了“国际知名度”

“流汗和流血并非绝对的矛盾，它们也有辩证统一的时候。1948年秋冬，淮海战役中把黄维兵团牵进包围圈，再对他层层剥皮的战斗就是这样的杰出例子。”杜义德如是说。

这次战斗的第一阶段是“牵牛”。为了割裂黄维兵团与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的联系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命令杜义德部奉命将黄维的4个军11个师共12万余人牵制向西。在这场大规模的牵制行动中，杜义德强中示弱、弱中逞强、虚中实打、实中透虚，表现出高超的收束控制部队的技巧。他们打打走走，走走打打，打则打痛敌人、激怒敌人，走则腿脚奇快、神出鬼没。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势，使敌人既打不上又舍不得丢。直到20天后，黄维才在蒋介石的严令催逼下悻悻调头东进，浪费了增援时间。此时，杜义德又指挥人马冒雨日夜兼程，赶到黄维之前，扎紧了包围圈的“袋口”。杜义德动员他的部队说：“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、恶仗，不惜以最大的牺牲去完成任务。”虽然如此，杜义德仍然一再告诫部队，要发挥善于迫敌作战的特点，力争付出最小的代价。

战士们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下，一锨一锨地构筑堑壕。先挖成卧射掩体，再挖成跪射和立射掩体，再相互串连沟通，组成壕沟网络，一直延伸到距前沿仅30米处。接下来，就是以血战为代价层层“剥皮”了。第一层皮，是击退敌人6次反扑后攻占李主楼和小周庄；第二层皮，是经过反复的拉锯战，逐街逐巷、逐户逐室地把敌人一步步赶出大王庄；第三层皮，是以白刃作战，杀退黄维亲手豢养的警卫团，攻下尖谷堆，将黄维的五脏六腑都抖落在第六纵队的刺刀前面。尖谷堆被攻克的第二天，黄维兵团就被全部歼灭。

1949年2月，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，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，杜义德担任第3兵团副司令员，同时兼任第2纵队改编的第10军军长。在解放军首任军长行列里，这算是一个特例。因为大多数首任军长都是从“纵队”改称“军”后，由纵队司令员改任军长的，而杜义德却是由第6纵队政委改任军事主官的。当时，就有人言：杜义德才兼文武，这是刘伯承司令员说的。

直到今天，杜义德仍然认为，围歼黄维的战斗，是他一生打过的最痛快的一场战斗。至于最艰苦的一场战斗，他认为是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。

1952年秋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取得节节胜利，“联合国军”处境愈加被动。但是，时值美国总统选举和联合国第七届大会召开前夕，“联合国军”为适应政治斗争需要，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，并伺机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以改善防御态势，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，遂于10月14日发动金化攻势，向上甘岭地区的597.8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实施进攻。

◆杜义德（右一）在朝鲜留影。

金化攻势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谋划和指挥，进攻前，“联合国军”以为只需投入2个营的兵力，即可占领该两高地。进攻发起后遭到志愿军顽强抗击，遂陆续投入兵力，参战部队先后有美军第7师、第9师，共计步兵11个团又2个营，另18个炮兵营和170余辆坦克，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，总兵力达6万余人。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先后担负防御任务的部队，为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（任代司令员）、副政委杜义德指挥的第15、第12军。在战役过程中，志愿军又陆续投入大量兵力，有炮兵9个团各一部另4个营，总兵力达4万余人。

上甘岭位于金化以北3公里，其北面的五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门户和战略要地，在志愿军的正面防线中处于重要地位。为此，敌我双方在这片面积3.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，反复争夺了43天。敌军每天集中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火力进行轮番攻击，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，投掷炸弹5000多枚，将两个山顶的土石炸飞了近2米。在上甘岭战斗中，王近山、杜义德贯彻“坚守防御、寸土必争”的作战方针，依托坑道工事，坚决抗击“联合国军”的进攻。此役，志愿军第15、第12军打退“联合国军”营以上兵力冲击25次，营以下兵力冲击650余次，进行数十次反击，共毙、伤、俘敌2.5万余人，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，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、坦克14辆，最终守住了阵地。作战中，志愿军伤亡1.15万余人。上甘岭战役，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，表明以坑道为骨干、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，对抗击强大火力的突击、增强防御的稳定性有着巨大作用。上甘岭之战，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作战地幅小、投入兵力多、持续时间长、战斗激烈程度之罕见的一次经典战例，涌现出了一批以孙占元、黄继光、胡修道为代表的志愿军英雄模范人物。经此一战，杜义德的大名走出了中国，具有了“国际知名度”，后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部副政委。

从朝鲜战场归来，杜义德在中国军界的地位、威望不断上升。

1955年9月，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，荣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；1955年夏至1957年夏，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，直接受教于院长刘伯承元帅；1957年10月至1959年9月，任解放军第3兵团政委；1959年9月至11月，任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委；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，任沈阳军区副政委，兼任旅大警备区第二政委；1960年7月至1967年1月，任解放军海军副政委、海军党委副书记，期间兼任过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常委、海军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、书记。

1967年1月至1973年7月，时值“文革”高潮中，杜义德屡遭批斗。

◆杜义德陪同邓小平视察海军。

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，随着邓小平逐渐回到政治舞台，坚持正确路线的杜义德再次得到任用，历任海军副政委、海军第二政委、中共中央军委委员、兰州军区司令员、军区党委第二书记、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；1988年7月，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1989年11月20日，邓小平在《对二野历史的回顾》中，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，老人家娓娓而谈：“你们可能注意到，从战争一开始，每一次的具体作战，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，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。羊山集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，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，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、杜义德指挥的，也有是陈赓、杨勇、苏振华指挥的。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，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。”

把杜义德和陈再道（开国上将）、陈锡联（开国上将）、陈赓（开国大将）、杨勇（开国上将）、苏振华（开国上将）放在一起相提并论、并驾齐驱，这是邓小平对杜义德的高度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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